一代谋圣诸葛亮，在《知人》一文中讲了自己的观人识人诀窍：
一曰，问之以是非而观其志；
二曰，穷之以辞辩而观其变；
三曰，咨之以计谋而观其识；
四曰，告之以难而观其勇；
五曰，醉之以酒而观其性；
六曰，临之以利而观其廉；
七曰，期之以事而观其信。
他从一个人的“志、变、识、勇、性、廉、信”七大方面全面考察，寥寥数语，却句句紧抓识人之核心要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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问之以是非，而观其志。
所谓“是非”，就是一个人的立场和做事原则。
一个人的是非观越是明晰和坚定，那么这个人不管是你的敌人还是朋友，对你来说其实都是越安全的。
如果是非观模糊，他的立场和原则也必定跟着模糊，在生活中就会人云亦云，在危难关头，则往往就是那根墙头草，随风倒。
这样的人，如同吕布，哪怕有稀世之本领，只有远离之，你才能安全。
而只有在确保你自身安全的前提之下，你与人合作的决策行动才是有价值和生产力的。
否则，给自己带来的只有灾难和毁灭。
看人首先要“问之以是非而观其志”，其意义就在这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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穷之以辞辩，而观其变。
怎样低成本高效率选到可以委以重任的人？
直接托之以重任来考查，成本和风险都太大。
“穷之以辞辩”的观人之法告诉你，话题辩论才是选贤任能低成本而高效率的方式。
你将他逼到理屈词穷的地步，看他会如何转机。
从他应对“困境”的方式中就可以考查出他思维的灵活性，思考问题的深度等。
那么，他到底有没有能力承担重要任务也就可以清晰判断了。
他若是变通越灵活，所能突破的难题瓶颈也就越大，那么所能托付的任务就可以越重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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咨之以计谋，而观其识。
考查一个人的见识格局有多大，最有效的方式就是看他面对问题所能提供的解决之道。
同样是解决温饱问题，一个小孩子，受经历浅薄的限制，唯一的策略就是哭闹；
一个一无是处的成年人，可能就是偷和抢；
一个农民，只有靠务农知识经验勤勤恳恳地种地，自给自足；
一个商人则是靠商业知识经验，通过物物交换而解决温饱。
所以，见识和经历的不同，决定了他解决问题所采取的策略和手段的不同。
反过来，你通过询问对方对待问题的策略，也可以推出他所掌握的知识、技能，以及过往经历，便可见微知著地看到他的能力的优势、劣势、能力瓶颈，便能知可否合作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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告之以难，而观其勇。
在没有遇到事儿时，人人站出来都说自己是勇夫。
但是，真遇到事儿时，全都当了沉默的大多数。这是社会常态。
生活中的他们未必都是沉默者，但真需要他们勇敢时，却又不敢当仁不让，现实社会中，打嘴炮的勇敢比比皆是，所以，判断一个人是不是真正的“勇”，绝不是让他在“风和日丽”之下吹牛说自己多么勇敢，而是直接让其置身当下困境，看他作何反应。
只有在当下困境中仍然能表现出勇敢行为的，才算是真正的勇。
我们常说患难见真情，其实患难也能见真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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醉之以酒，而观其性。
通常，人都会带着面具而活，而隐藏自己最真实的本性。
面具带得越多，本性藏得越深。
这个时候，旁人是很难清清楚楚地了解他的。
但是，一旦人喝醉酒，从身理上，他的大脑是脱离显意识控制的。
那么他的面具也就会在此时此刻被彻底摘下。
借此，你可以得到很多信息，如果一个人喝醉酒之后，性情与平常相比，发生360度大转弯，比如正常情况下温文尔雅，醉酒之后经常会发酒疯，行为狂乱，说明这个人平时带的面具极深。
此人慎交。
倘若酒后行为与平日里待人接物的表现相差不多，说明这个人平时就是活得坦率、真实的人。
这种人便是比较安全，值得交往的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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临之以利，而观其廉。
面对利，通常有两种态度，一种是见利而忘义。
义为做人做事的底线、原则、立场。
一种是见利仍然义字当先。正如《孟子》有云：“不义而富且贵，于我如浮云。”
一个人是属于前者，还是后者，只需要“临之以利”，即可晓其答案。那么此人的廉洁与否便也就清楚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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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之以事，而观其信。
要考查一个人的信用程度，就是委托对方为自己办一件事情，然后在这件事上来观察其言行举止。
并且可通过两个标准判断其守信程度。
第一，是否能说到做到。如果说到也做到了，此人可视为信足之人。
第二，他嘴上答应，但在行动过程中，确实因为种种其他原因未能如期把事情办成。
此时，倘若他能诚意向你致歉，坦诚自己的不足，或者过错之处，甚至还能给你提出他的补救之法等，也可视为信足之人，相反，要是事情没办成，还有各种冠冕堂皇之词，为自己开脱。此为信不足之人。
世道在变，环境在变，人心在变，但人性却千古不变。
所以，虽然诸葛亮的识人之法已经提出了一千多年，却一点不过时。
相反，其高明之处，远胜于诸多心理学著作，实为社交、识人之大智慧。
